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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解读曾国藩?这几个关键词很重要

刘绪义 岳麓书社 2021-01-14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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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曾国藩的几个关键词



一百余年来,中国近代史上恐怕没有另外一个人像曾国藩那样能引起知识分子、一般大众和官商两届人士的追逐争论与褒贬了。他的生前身后曾历经无数次的名誉之灾,最大的几次分别是:一次是在天津教案问题上,由于抱着免开战端的想法,曾国藩秉承事实摆平了这一外交纠纷,不想摆平了洋人却摆不平自己人,终于闹得个“名毁津门”,就连他的湖南老乡都想灭掉他而后快。第二次是在辛亥前后,由于革命排满的需要,大批当时的革命者硬是把他当成民族的叛徒、汉奸,责他为清廷卖命,而甘心舍弃做皇帝的机会,去做清廷的奴才。第三次是“五四”至20世纪中叶,新的革命者把他看成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和卖国贼,欲从根本上灭掉他而逞愿。时至今日,这些影响仍然残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。

 

然而,有谁能灭掉曾国藩呢?谁也不能!因为曾国藩毕竟只是一个历史人物,谁能灭掉一个历史人物,谁就能灭掉一段历史。

 

正因为这样,曾国藩才成为令一些人头痛的一个“问题”。在当前琳琅满目的解读曾国藩的读物里,这个“问题”也就成了一个显眼的“痂”。

 

要想化解这个“痂”,我建议这些人去读一读曾国藩的遗嘱和遗言。


 

 曾国藩画像


1872年的二月初四,应该是令很多人解颐的日子。这一年是同治十一年。

 

二月初四,这一天,曾国藩拜过父亲的牌位,让儿子曾纪泽扶着他去到花园散步,父子俩拉着家常,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。忽然一阵大风吹过,曾国藩连呼“脚麻”,便倒在儿子身上。纪泽连忙扶着父亲进屋,曾国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

 

就在这一天,曾国藩死了。

 

天命就是这样神秘,十五年前的这一天,曾国藩的父亲去世;十五年后,曾国藩自己也死在这一天。

 

曾国藩死了,大清政府去掉了一块心病。这心病让皇族很尴尬,本来国家正无人可用,曾国藩的死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;然而,曾国藩不死,皇上及太后又睡不踏实。曾国藩死了,让那一批极力想灭掉曾国藩的保守派也很尴尬,他不死的话,很多事还可以由他顶着,可他一死,他们顿时失去了一个可以唾骂的“对手”。曾国藩之死,结束了一个时代;曾国藩之死,也开启了一个时代。

 

应该说,“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”。中国人是很重视“遗嘱”的,就是人临死之前所说的话。遗嘱是解读一个人最好的文本。

 

说起来,曾国藩所立的遗嘱并不只有一个。他生前三立遗嘱,当然前面的几次都不算,只有最后一次才叫遗嘱。

 

当他不能说话之际,令纪泽宣读他的遗嘱:

余通籍三十余年,官至极品,而学业一无所成,德行一无可许,老人徒伤,不胜悚惶惭赧。今将永别,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。

 

一曰慎独则心安。自修之道,莫难于养心;养心之难,又在慎独。能慎独,则内省不疚,可以对天地质鬼神。人无一内愧之事,则天君泰然,此心常快足宽平,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,第一寻乐之方,守身之先务也。

 

二曰主敬则身强。内而专静统一,外而整齐严肃,敬之工夫也;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为承大祭,敬之气象也;修己以安百姓,笃恭而天下平,敬之效验也。聪明睿智,皆由此出。庄敬日强,安肆日偷。若人无众寡,事无大小,一一恭敬,不敢懈慢,则身体之强健,又何疑乎?

 

三曰求仁则人悦。凡人之生,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,得天地之气以成形,我与民物,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,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。至于尊官厚禄,高居人上,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。读书学古,粗知大义,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。孔门教人,莫大于求仁,而其最初者,莫要于欲立立人、欲达达人数语。立人达人之人,有不悦而归之者乎?

 

四曰习劳则神钦。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,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,则旁人韪之,鬼神许之,以为彼自食其力也。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,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,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,不营一业,而食必珍馐,衣必锦绣,酣豢高眠,一呼百诺,此天下最不平之事,鬼神所不许也,其能久乎?古之圣君贤相,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。为一身计,则必操习技艺,磨炼筋骨,困知勉行,操心危虑,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。为天下计,则必己饥己溺,一夫不荻,引为余辜。大禹、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。勤则寿,逸则夭;勤则有材而见用,逸则无劳而见弃;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,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。

 

——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,汝兄弟记之行之,并传之于子子孙孙。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,代有人才。

 

读完这道遗嘱,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像遗嘱,而是一篇地地道道的“教子书”。显然,曾国藩为此准备很久了。之所以直到临死之前才亮出来,显然是为了增加这一文本的分量和意义。

 

从常识上来看,这还算不上是“遗嘱”。真正的“遗嘱”应该是人临死之前所说的话。那么曾国藩临死之前说了什么?

 

史籍记载,他在和纪泽散步时对纪泽说:“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,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,造孽,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。”之后就因“脚麻”瘫倒再也不能说话了。这才是曾国藩真正的“遗嘱”。为了区别,我把前者称为“遗嘱”,把后者这句话称为“遗言”。

 

他的“遗嘱”有四条:第一条是“慎独则心安”,第二条是“主敬则身强”,第三条是“求仁则人悦”,第四条是“习劳则神钦”。归结起来,这里有四个关键词:心、身、人、神。与之对应的就是“慎独”“主敬”“求仁”“习劳”。这四个词,既是曾国藩教子的遗嘱,作为一个教子有方的家长,这堪称金玉良言;又是曾国藩自己毕生的人生总结,更是解读曾国藩的四大关键词。

 

先说“慎独”。


“君子慎独”是儒家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条人生哲学。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多次提到“君子慎独”:

 

《礼记·礼器》:

礼之以少为贵者,以其内心者也。德产之致也精微,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,如此,则得不以少为贵乎?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 

《大学》:

所谓诚其意者:毋自欺也,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,故君子必慎其独也!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,见君子而后厌然,掩其不善,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,如见其肺肝然,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,形于外,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 

《中庸》开宗明义:

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 

马王堆帛书《五行》和郭店竹简《五行》都提到了“慎独”:

“鸤鸠在桑,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,其仪一兮。”能为一,然后能为君子,慎其独也。

 

传文解释道:“能为一者,言能以多为一;以多为一也者,言能以夫五为一也。”“慎其独也者,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。独然后一,一也者,夫五为□(疑当补为‘一’)心也,然后得之。”这里的“五”,是指“仁义礼智圣”。

 

《五行》又说:

“燕燕于飞,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,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,泣涕如雨。”能差池其羽,然后能至哀。君子慎其独也。

 

传文解释道:“差池者,言不在衰绖。不在衰绖也,然后能至哀。夫丧,正绖修领而哀杀矣,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,是之谓独。独也者,舍体也。”

 

什么是独呢?上文提到,独是指“舍体”。什么是“舍体”呢?就是舍弃外在的感觉,专注于内心的意志、意念。根据《尔雅》的解释,“慎,诚也”。慎独即是诚其意。

 

此外,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也说:

参日而后能外天下;已外天下矣,吾又守之,七日而后能外物;已外物矣,吾又守之,九日而后能外生;已外生矣,而后能朝彻;朝彻而后能见独;见独而后能无古今;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

 

诚其意与守身,看似两个不同的概念,实则内涵一致。诚其意是要保持内心的诚,守身也是要“外于物”而“内其心”,意即保持自己内心的诚、独,都是发乎心,达至心安。故曾国藩把“慎独”作为第一根人生金针度给自己的儿孙。

 

那么,如何来“慎独”?在曾国藩看来,慎独就是要做到不要被人们的毁誉、掌声所迷惑,重要的是在独处、静思的时候,面对自我,能对得起自己,上不愧于天,下不愧于人,内不愧于心,外不负于人。在儒家看来,人生的意义也在于两点,一是成全自己,二是成全别人。成全自己就是内圣,成全别人就是外王。

 

落实到日常生活中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。我们小时候老师也常告诫,要做到老师在场不在场一个样。老师在场,表现是这样;老师不在场,表现还是这样,这就是诚,就是守身,就是慎独。

 

有人说,慎独是装正经。很多年轻人,公共场合很讲究很注意,一到私人场合或曰私人空间就肆无忌惮了。谈恋爱也是这样,公共场合大家都知道分寸,一到二人世界,可就没那么多讲究了。形成人前人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(人格),就是所谓的双面人。这样养成的习惯就会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婚姻生活。在外面彬彬有礼,客客气气,可一回到家,所有的坏毛病、坏习惯就都显示出来了。夫妻之间常常说,结婚前他(她)可不是这样啊,结婚以后怎么变了一个人呢?困惑、迷茫,因此,这样的婚姻往往很快就亮出红灯。

 

其实,“正经”就是诚。诚(正经)是装不出来的,荀子说: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。”诚发乎心,外化于人的行为。在日常生活中如此,在政治生活中更是如此。中国的官场,自古以来,于法律之外还有一个官场潜规则。所谓潜规则,就是大家不得不遵守的不成文的规矩。有些人可能是执法守法的楷模,然而面对这种官场潜规则也无可奈何,不得不“入乡随俗”。然而,曾国藩却能独立于当时的官场潜规则。

 

如曾国藩好不容易得到两江总督这样渴盼已久的实职,内心里非常感谢朝廷、皇帝对他的信任。他身边的心腹幕僚提醒他说这事是辅政大臣肃顺的提携,按照官场潜规则,理应给肃顺写一封谢恩的信。再说,一来肃顺正是皇帝身边的红人,真正执掌大权,二来肃顺非常重视私人感情,如果能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人,那么你今后的事业将会一片光明。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,人家千方百计巴结还找不到机会,如今机会来了,自应顺水推舟。然而,曾国藩却不这么想,他只给朝廷上了一道谢恩折,对肃顺的提携却只字未提,更没给他通信,谢绝了这一官场潜规则。不久,咸丰驾崩,随即发生了著名的宫廷变故,肃顺被两宫太后夺了权,最后竟死于非命。两宫太后在查抄肃顺的家时搜出大量的私人信件,都是各地要员联络巴结肃顺的杰作,然而却没有找到一封曾国藩与肃顺的往来信函。自此,两宫太后开始对曾国藩刮目相看,格外看重。

 

再看“主敬”。

 

“主敬”一词语出《礼记·少仪》:“宾客主敬,祭祀主敬。”所谓“主敬”,就是恪守一个敬字。

 

敬和诚是不分的。主敬则存诚。古代巫术文化中,祭祀是沟通人神的方式,要取得神的信任并降福人间,祭祀之人必须诚心主敬。所以敬和畏又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因而,在那时,“敬”是作为一种基本德行,尔后扩大到为治国的德行。儒家强调主忠信,即是主敬。《说文》忠敬互训。在孔子那里,又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。子游向孔子问孝。孔子打个了比方,说,孝顺父母是养,喂养犬马也是养。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?就在敬与不敬。是故《孝经》曰:“敬亲者,无敢慢于人。”可见,敬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。

 

“敬”还有谨慎之义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居处恭,执事敬”,《周易·文言》:“敬以直内,义以方外。”后来宋儒赋予“敬”新的内涵。“如何为主,敬而已矣”,“所谓敬者,主一之谓敬”,“一者无他,只是整齐严肃,则心便一”。意谓整饬自己的思虑,经常保持自觉的状态,心便能专一而不为外物所诱,敬能虚静,但敬不就是虚静。心有所主,还要处物行义,于事物上能明其是非。“敬”成为宋儒穷理尽性的功夫和方法。

 

伊川先生说:“涵养须用敬”,亦即持志之谓也。以率气言,谓之主敬。以不迁言,谓之居敬。以守之有恒言,谓之持敬。敬是涵养的功夫。但光有功夫不行,还须与义相辅,否则主敬便成了空寂无事。敬的方法是畏谨不放纵。这种持敬的功夫,并非容易做到,需要优游涵泳,不急不躁,不懈不怠地坚持下去。这种持敬的功夫并非是不闻不见不思的兀然端坐,而是要无事能安然,有事能应变。朱熹就特别强调敬的功夫,认为这是万善之本,是为学的纲领。年青时服膺程朱理学的曾国藩,自32岁开始,每日必做日课:早起、主敬、静坐、读书不二。这些日课既是曾国藩修身的功夫,又成为他养生的办法。“虽有衰年病躯,一遇坛庙祭献之时,战阵危急之际,亦不觉神为之悚,气为之振。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。若人无众寡,事无大小,一一恭敬,不敢懈慢,则身体之强健,又何疑乎?”

 

曾国藩一生多病,然而却能干出一番惊天地的大事,当与此关系紧密。敬的反面便是怠慢。在己为怠,对人为慢。遗嘱中提到的敬的功夫、气象、效验,就将修身与养生融合起来,将人的内心与外在统一起来了。一个人要有所敬畏,不能无法无天。有所敬畏的人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,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。无法无天的人表现在内心就是唯我独尊、随心所欲,有时给他人与社会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。

 

三说“求仁”。

 

“仁”是孔子赋予周代礼乐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的一个核心命题,也是后世儒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。孔子生前从不轻易许人以仁。在孔子及其弟子中,子路处于“求仁”的境界,“愿车马衣轻裘,与朋友共,敝之而无憾”,这是以身外之物换“仁”;颜渊则是“不违仁”,“无伐善,无施劳”,也就是不伤善德,但也不夸耀自己;孔子则是“安仁”,如他所言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。

 

求仁得仁,得仁不违仁,不违而安仁,这就是“仁”的三个层面。曾国藩参透了仁的要义,“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”,是悖失大本大源,更是舍弃了居高位食厚禄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。

 

所以,如果说前二条“遗嘱”算是曾国藩私己的话,那么接下来的“求仁”,便是接榫孔子求仁的教义;如果说前二条算是曾国藩自立的话,那么接下来便是他致力于立人、达人的更高层次追求了。

 

曾国藩的一生也是这么做的。我们现在只知死死咬住他镇压洪秀全和太平军,以暴制暴,而且采取了严酷的办法,杀了不少太平军,以此来非议、诅咒曾国藩站在“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”,充当“封建阶级的代言人”和“帝国主义的马前卒”,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殊不知,这种看似合理的言论背后,其实只是注重表面的“真理”,而忽视甚至无视曾国藩所做的背后的大义。

 

我们知道,有战争就有流血牺牲,我们首先要反对战争,正如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的遗言中所说:“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,造孽!”其次,我们更要谴责发动战争的人!不管曾国藩站在谁的立场之上,他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军之乱,其实正是避免更多的人免受这场战争的灾难与残杀,这正是儒家所讲究的大仁大义。正是他制止了一场迁移长久、卷席万里的残酷杀戮,是他扭转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。假如说没有曾国藩和他的湘军,就会没有杀戮?大清政府的其他军队会在太平军面前拱手投降?假若没有曾国藩和他的湘军,太平军就会胜利地结束清朝的统治?纯为无稽之谈。

 

战争,只能以战争的方式结束。这可能是一条永恒的真理。曾国藩告诫子女,希望曾家永不要出现带兵打仗之人,正是他参透大仁大义之后的醒悟。

 

再说“习劳”。

 

身处中国文化氛围中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要“习劳”。劳动是人的本能,劳动也是人的权利。然而,即使如此,任何时代还是有不少人希望不劳而获。

 

曾国藩的“习劳”则始终与一个“勤”字联系在一起,某种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。他一生在军务劳顿之余,还留下洋洋三十多册的《全集》,也是前无古人。而他并非天才,不少人评价他只有“中人之资”,也就是说智力平平。但勤能补拙,正是习劳二字成就了一个卓尔不凡的人物。

 

遗嘱中第四条的“习劳”在他生前不止谈过一次。曾国藩认为人体活动则气血和、经脉通,不动则病滞。他自己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。并告诫自己的子女、儿媳,要亲自种菜、养猪、织布、下厨,不要随便使唤奴仆。出门要多走路,少骑马坐轿。“劳则寿,逸则夭。”长子曾纪泽少年体弱多病,即命其每日早晚各步走五里路。坚持日久,竟转弱为强。

 

他曾说过:“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,此君子也。”一反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的古训,曾国藩把习劳习苦作为成为君子的条件。一个习劳习苦的人,才可以享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,才可以安处于贫困的生活。这在孔子看来已不是君子,而是仁了: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,不可以长处乐。”曾国藩的习劳深深地影响并感染了他身边的人,包括他的后代。

 

他的儿媳也就是曾纪鸿夫人郭筠把他的“习劳”更具体化,她手订的《曾富厚堂日程》忠实地继承了他的家风并与时俱进:

一,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;二,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;三,男女皆应知俭朴,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,人人自立一账簿,写算不错;四,男女皆应侠义成性,不要行为有亏;五,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,外侮自不能入,而自强不求自至矣;六,我家行之,一乡风化,则强国之根,基于此矣。

 

他的门生李鸿章,向来谁也不服,唯独在曾国藩面前毕恭毕敬。李鸿章记述道:

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,他每天一早起来,六点钟就吃早饭,我贪睡总赶不上,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。我没法,只得勉强赶起,胡乱盥洗,朦朣前去过卯,真受不了。迨日久勉强惯了,习以为常,也渐觉不甚吃苦。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,亦能起早,才知道受益不尽,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。

 

习劳的好处其实人人都懂,真要做起来可就难了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,曾国藩竟然把习劳与“神钦”挂起钩来。其实,在西方也有这样一句名言:自助者天助之。习劳不就是自助吗?这与曾国藩的“习劳则神钦”理同情同。

 

无独有偶,后来的弘一法师也在《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》的演说中提出“惜福、习劳、持戒、自尊”四条,要求青年佛徒勉力为之。

 

他还讲到这样的故事:有一天,佛看到地上不很清洁,自己就拿起扫帚来扫地,许多大弟子见了,也过来帮扫,不一时,把地扫得十分清洁。佛看了欢喜,随即到讲堂里去说法,说道:“若人扫地,能得五种功德……”又有一次,佛和阿难出外游行,在路上碰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弟子,已醉得不省人事了,佛就命阿难抬脚,自己抬头,一直抬到井边,用桶汲水,叫阿难把他洗濯干净。有一天,佛看到门前木头做的横楣坏了,自己动手去修补。有一次,一个弟子生了病,没有人照应,佛就问他说:“你生了病,为什么没人照应你?”那弟子说:“从前人家有病,我不曾发心去照应他;现在我有病,所以人家也不来照应我了。”佛听了这话,就说:“人家不来照应你,就由我来照应你吧!”就将那病弟子大小便种种污秽,洗濯得干干净净;并且还将他的床铺,理得清清楚楚,然后扶他上床。由此可见,佛是怎样的习劳了。佛绝不像现在某些人,凡事都要人家服劳,自己坐着享福。这些事实,出于经律,并不是凭空说说的。

 

可见,大凡能参透人生的名儒高僧,都有其相似性。

 

上述四个关键词,正是解读曾国藩的钥匙。以此入手,断不会把曾国藩妖魔化,以此读之,中国断断会诞生几个21世纪的曾国藩。读完曾国藩的遗嘱,再来对照一下当今世人尤其是某些官员,有几人能懂得慎独这一安身立命的大道?有几人明白主敬的奥妙?又有几人能理解大仁与小仁的区别?更有几人能亲身体味、安于习劳?

 

多乎哉?不多矣!不少人刚开始还颇识大道、立大志、持敬修身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,一旦登龙附骥,立即原形毕露,其结果呢?自然是不可以长处乐、长处约。然而,遗憾的是,今日好读曾国藩之人,不乏政界、商界中人,可是他们中有几人读懂了曾国藩的遗嘱?抑或读懂了,又有几人能做到呢?


END


本文摘自《后门观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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